新资讯：徐佳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意蕴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除了要求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之外，还明确提出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论断，二十大报告又特别强调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明确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一个相结合”拓展为“两个相结合”的新要求绝非单向度地做加法，而是双向互动做对接，既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新亮点，又是对增强文化自信、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再重申。而且在中国具体实际已然包含文化向度的基础上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单列出来，不仅突出了中华文明的独特优势，还进一步指明了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具体方向，体现了根脉不能断、真经不能丢、原理与文化携手并进的理论意蕴。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一、中华传统文化的“根脉”不能断

守住根才能知道我们从哪里来。迄今为止，中华传统文化是唯一没有断流的文明，在以时间为轴的历史星空中照亮着人类走过的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五千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关于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除了卷帙浩繁的文献典籍使3000多年的文明史信而有征，2019年良渚古城的申遗成功将中华文明的历史明确向前延伸了1000多年，使“中华文明五千年”的科学定论在大量质疑声中一锤定音。而且继周口店北京人遗址被发现后，近年来元谋人的发现和研究成果更是将古人类在中国生存的时间向前推移了一百多万年。此外，二里头遗址使夏王朝重现“浮光掠影”，安阳殷墟则为商朝牢牢贴实了“殷商”标签，考古调查的成果有力地填补了夏商周的断代空缺。基于此，习近平总书记掷地有声地向世界宣告：“我国考古发现的重大成就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任何民族的发展都不是扶摇直上的，而是起起伏伏，时而高峰，时而低谷。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经历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艰难阶段，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传统文化由以前的身居高位、东学西传沦落为自愧不如、西学东渐，甚至在全盘西化的声浪中出现断流的苗头和危险。“万物有所生，而独知守其根”，接续传统、守根护魂才能保存中华民族赓续不断的共同体意识，产生共识、共鸣、共振、共情。

把准脉才会知道我们是谁。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包罗万象，既能从地区角度划分为黄河文化、巴蜀文化、湘楚文化、齐鲁文化、岭南文化等地域文化，又能从思想史层面区别为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和新学等不同阶段文化实体，还能从学术流派视域辨别为儒家、墨家、道家、法家、佛家、阴阳家、兵家、名家、杂家等诸子百家。以上还只是精神文化成果，更别说物质层面所涉及的精美文物和卓越的工艺品等物质文化遗产，甚至在制度风俗层面衍生的精粹、民俗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属于中华传统文化的范畴。面对无所不包、无所不含的中华传统文化，如何提炼概括出中华民族最显著的标识才是把脉问诊的关键。张岱年先生曾总结说，“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有丰富内容，其中最主要的两个基本思想观点一是人际和谐，二是天人协调”，萃取出了中华传统文化“和为贵”的优秀精华。二十大报告甄选的十大理念都包含着“和”的内涵，如天人合一、革故鼎新、自强不息是基于自然规律的层面展现了万物生生不息、欣欣向荣的和谐发展状态；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任人唯贤是从治国理政的角度倡导美美与共、君民一体、内圣外王、君仁臣忠的有序和谐愿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则以人与人的社会相处为着眼点表达了并行而不相悖、并育而不相害的和谐共生理想。“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慎终追远、寻根问祖才能认清中华民族自己的特点，焕发自信、自立、自爱、自强。

二、马克思主义的“真经”不能丢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恩格斯曾说：“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诞生于19世纪40年代的西欧，是在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三大思潮的基础上，由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大部分构成的理论体系，涵盖了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等维度，通过辩证唯物主义阐释了事物变化发展的一般规律，通过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通过剩余价值学说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剥削的秘密以及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调和的基本矛盾，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指明了全人类实现自由和解放的路径。对于中国革命、改革的实践而言，马克思主义绝不是一般的文化舶来品，而是为我们传道、授业、解惑的真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马克思主义就是我们共产党人的‘真经’，‘真经’没念好，总想着‘西天取经’，就要贻误大事！”真经不怕火炼，科学理论源于实践也经得起实践考验。

马克思说：“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基本规律的认识，对无产阶级斗争原理的分析都是建立在对19世纪西欧国家当时的阶级斗争和劳资关系的客观基础上。第一次工业革命造就了西欧繁荣的商品经济，使社会自然形成了工人和资本家两大阶级。而现实中工人人数越来越多，但生活质量却越来越差，资本家人数极少但掌握的财富越来越多，社会的贫富差距日渐加大。针对两极分化的社会状况，现实中也爆发了英国宪章运动、法国里昂工人起义和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正是基于当时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真实情况，马克思解释了资本主义制度中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得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马克思说：“以往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源于实践的马克思主义还要反过来指导实践。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根据理论指引，马克思领导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领导了世界上第一个国际工人组织——国际工人协会，热情支持世界上第一次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巴黎公社革命。终于，列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使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打破了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世界格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如雨后春笋般诞生，特别是百余年没有间断的中国实践直接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是历史和现实的选择。无论是开天辟地的新民主主义时期还是改天换地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不管是惊天动地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还是顶天立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都用事实告诉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我们走过的路既信得过又立得稳，证明了源于实践的马克思主义也经得起实践的考验。

三、文化与原理携手，传统与现代并进

既然根脉不能断，“真经”也不能丢，那该怎么办呢？是不得已顾此失彼，还是有办法两全其美？是为了结合而结合，还是为了更好而结合？答案是文化与原理必须携手，传统与现代齐头并进。

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更不是有问必答的万能机器。20世纪末苏联、东欧社会主义事业宣告失败已经说明了马克思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圣经。即使在中国，教条地使用马克思主义在不同时期也都造成了严重危害。如今我们正在经历第四次工业革命，由信息化跃升到了人工智能。如果一成不变地让诞生于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距今近200年的理论对当下所有具体的知识和现象进行预测并解释，无疑是天方夜谭。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必须随着实践的变化而发展。”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始终站在时代前沿、永葆生机活力、回答新问题、解决新挑战。

马克思主义不是高深莫测的天书，也不是曲高和寡的理论。恩格斯说：“每个国家都必须穿戴上自己民族的服装，才可以运用马克思主义。”所以，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需要与黑头发、黄皮肤、讲汉语、写汉字的中国人进行融合。起初，提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强调一个结合，即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主要是指与中国革命、建设及改革开放的实践相结合，当然这其中也包含着与中国历史和文化相融合的意蕴。逐渐地，我们愈加发觉文化的融合绝非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外生变量”，而是马克思主义在这个国家未被经验实证之前会被选择的“内在动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正是这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无形之中建构了中国人民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认同。因此，二十大报告明确要求：“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不仅马克思主义迫切需要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华传统文化也需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扬弃和发展。中华传统文化绵延了数千年之久，其内容之庞大、思想之丰富、篇幅之繁多不能量化，亦不可概括。面对浩如烟海、卷帙浩繁的典籍文献，不可能全盘接纳，至圣先师孔子也曾以“无邪”为标准将诗三千删减为诗三百。对此，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 所以，柔软的文化需要与科学的原理携手，由传统走向现代。对于中华传统文化，一方面必须“看清楚”，即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既要看到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性作用，根据新时代的需要对传统文化进行扬弃、发展、创新、改造，又要清楚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不仅具有反作用力，也具有相对独立性，对新时代各方面发展都会产生影响。另一方面还得“选出来”，即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甄别，挖掘出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具有高度契合性优秀思想理念，实现 “新时代”与“旧传统”的衔接、转化与发展。

（执笔：徐佳佳 单位：河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