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5月17日《别了 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一文出现在许多人的朋友圈,这家在近年来日渐沉寂的民间博物馆,将在不久后和每个人告别。位于北京城郊的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是全国唯一由民间打工者自己创办的公益博物馆,记录了改革开放以来打工者群体的复杂经历,它的兴衰也成了时代变迁中的一处注脚。
【资料图】
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地处北京五环外城乡接合部的皮村。5月20日,告别仪式上,博物馆发起人之一王德志向赶来的观众致告别辞。
送别博物馆
在仓库干活时,小海收到同事的微信,有人在博物馆外墙写上了“拆”。他扔下工作走出仓库,沿途的砖墙都是新写上的“拆”,一溜蔓延到博物馆门口。“只要一写拆就确定了,证明房东已经签字(同意)了”小海回忆道,“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
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地处北京五环外城乡接合部的皮村,收藏着全国各地工友的共同经历和集体记忆。博物馆在2008年开馆,那是改革开放的第三十年,被赋予了各种宏大意义。从“盲流”到“进城务工人员”,国家对待人口流动的态度在逐渐转向。
从左往右依次为1992、2002、2008、2018、2022年皮村的卫星影像。
皮村则是这段宏大进程的缩影:世纪之交前后,市场经济逐渐在中国立足,北京周围的乡镇村庄出现一批小工厂,本地村民将房屋改建出租,吸引了很多打工者。来到皮村的工友中,有几位打工多年、追求艺术的年轻人,他们希望打工者能讲述自己历史。
“改革开放30年正好是工人群体开始流动的30年,特别有纪念意义,我们就在这个大背景下建了博物馆。”在上周六(5月20日)的告别仪式上,博物馆发起人之一王德志讲起这段经历。“我们这些做博物馆的很清楚大家为什么会关注我们,我们国家经济飞速增长,工人做了很大贡献,我们是代表工人群体来做这个事情,大家都在关注这个群体。”
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外,小型的告别仪式。
他们设计了一个小型的告别仪式,在博物馆门前,文学小组的工友朗诵了自己写的诗《地丁花》(一种北京路边常见又不起眼的紫色小花)和李白的《行路难》,几位至交分享了和博物馆的经历。最后,一位纪录片导演和吉他手邀请大家合唱《送别》,歌声在笑声、掌声和欢呼声中结束。
王德志说自己是个没有仪式感的人,结婚都不办婚礼,是感性的小海力主要办告别仪式,但他们都没想到,现场会来这么多人。几十位观众围出了一小片空地,身后不远处,几位女生站上了一米多高的露天的水池,小海举着手机爬上了更高的油桶。
一位传媒行业的女生临时请了两位摄影师,记录博物馆最后的场景。巧合的是,两位摄影师就在皮村租房,却都没听说过打工博物馆。“去外面也没听人念叨有这,我去跑步也路过(但从没注意到),它跟周围是融为一体的。”摄影师说。女生关注博物馆多年,她接过话茬,“这个世界还是很分裂的,你不了解它就完全进不去。”
场外,一架飞机掠过上空。
新工人群体自己的文化
皮村和根植于这里的工人文化活动的兴起与萎缩,有一条明晰的历史脉络。
2002年,许多、孙恒、王德志等几位工友成立“打工青年艺术团”,他们多因艺术追求从压抑的家乡“逃”到北京,又因怀才不遇只能在北京打工和流浪,这些漂泊经历成了他们最初的创作灵感。在各个工地、工厂、社区演出时,他们见证了工友面临的共同困境:身份歧视、讨薪维权、身心孤独、缺少学习机会等。几位年轻人决定回应这些工友的诉求,成了公益机构工友之家提供服务。
2005年,一所面向打工子女的民办学校同心实验学校落地皮村,学校的启动资金来自“打工青年艺术团”一年前卖专辑挣到的7.5万元版税。工友之家也随之迁入皮村,白天学生上课,晚上是工友的夜校。
同心实验学校一角,学校于疫情初期关门。
2007年,他们租下了学校附近的一间废弃琉璃厂,一年后,这里成了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他们自称“新工人”:与国企老工人不同,新工人是从农村来到城市的打工者;与农民工的称呼不同,新工人的称呼更强调身份的变化,参与城市的建设的人应当有尊严,应当享受同样的公共待遇。
这是新工人文化快速发展的几年,在多方支持下,这个院子相继建成了“新工人剧场”“工友影院”“工友图书室”等一批文化设施。最出名的活动当属连办多年的打工春晚,演员来自各地的一线打工者,节目也与自身的经历相关。
“新工人群体是随着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应运而生的,积极地发挥了应有的作用。我们虽然有着几亿的庞大人口,却是典型的‘沉默大多数’。”王德志在最近的回忆文章中写道,“生产自己的文化,认同自己的阶层,让劳动的本质回归,让劳动的价值得到尊重,建立工人阶级的主体性是我们为之工作的方向。”
也正因为他们的存在,皮村一时间成了“新工人文化”的代名词。
告别仪式(戴帽子的是小海)。
2016年,小海北上来到了北京。他15岁离家,辗转多地打工十几年,来北京前的最后一份工作是在嘉兴的电子制造厂,日复一日向豆浆机电路板上插电阻、马达和蜂鸣器。从这种压抑的环境下生存,每个人都需要有自我排解的方法,小海的选择是写歌词,“在工厂操心华语乐坛何去何从”。小海把作品私信给好多音乐人,张楚是最热心的那位,在他的介绍下,小海认识了工友之家的各位,他决定来北京最后追一次音乐梦。
到了北京小海直奔皮村,第一次走进打工博物馆。“我看了以后非常震惊,自己以前受的苦,那些委屈,这边居然还有一个博物馆把那么心酸的过往记录下来了。”他说。
记录与慰藉
皮村的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并非国内唯一以此为题材的博物馆,但独特的展品和气质让这家民间博物馆脱颖而出。2012年南方都市报的一篇报道曾对比两者区别,打工博物馆不回避时代症结,不刻意追求故事暖心,一些展品更是直言工友曾经的苦痛经历,让很多参观者共鸣。
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收藏的各种打工证件。
博物馆的001号展品是王德志的暂住证,这也是博物馆征集展品时工友寄来的最多的物件。曾经的一段时间,避免“盲目流动”是人口管理的主旨,进城务工需要政府审批,当时间走到20世纪90年代末,“堵”不住的民工潮让城市管理者由限制转向引导,但打工者仍需申请身份证明:暂住证。
这是一道有形的墙壁,倘若在检查时未能出示证件,一位外来务工者可能遭遇罚款、收容乃至遣返回家,很多工友对此惊恐交加。直到2003年的孙志刚案引起举国关注,围绕流动人口的一系列管理政策陆续调整,暂住证成为历史。多年来,博物馆的管理者在面对来客时总会提到一句话,“孙志刚是替我们打工者死的”。首次来访的工友大多能讲出一段被难为的经历,但不少人这时才知道孙志刚的名字。
小海也是此时才知道孙志刚,同样触动他的还有博物馆收藏的多份书信。其中一封家书写于1993年7月24日,信的主人在南方的玩具厂打工,她反复表达对父母的想念,请他们一定珍惜自己的身体,希望他们回信讲讲家里的情况。四个月后,她和87位工友死于工厂的大火。附近的一块展板上,博物馆梳理了多年来的火灾事故,取名“历史重演”。
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书信。
“好多书信看了挺触动的,记录了一代人的真实生存状态,我们不去否定它,对这些平凡人生活的记录,本身就是一种慰藉。”小海说。在告别仪式上,他朗诵了自己的诗歌《最后的打工博物馆》,他把这里描述为现实的开荒地和理想的试验田——
这本是在废墟上建造出的一个奇迹
这建造与废墟的过程
和工友们的生活何其相似。
不稳定
近年来,随着管理政策调整,人口流动趋势逐渐改变。皮村及其所在的金盏乡,同步调整了发展规划,拆违等工作也在三年疫情后重新提上日程。
关于拆迁的消息已在皮村流传好几年了,不稳定的状态让博物馆的运营陷入两难。博物馆最后一次增加陈列还是在几年前,看着打工子女学校越来越少,王德志觉得需要加点东西。更多的想法在等待拆迁中逐渐冷却,王德志曾设想了一个展品,用几百个颜色各异的安全帽组成一个艺术装置,呈现身份和等级的差异,至于外卖员快递员的新业态,迁居到城中村的小白领等新现象,他只能希望以后有机会再完成。
另一个限制则是长期困扰博物馆的运营资金。建馆初期,他们有公益机构定期资助,但随着项目调整和政策收紧,博物馆能筹集的资金锐减,艰难覆盖每年十几万元的运营成本,时至今日,他们还欠着几万块房租。博物馆以前还有常驻的讲解员和固定的讲解流程,现今只能确保打开门供大家自由参观,若是恰好遇到观众,王德志还会带着转转。
新冠三年对所有线下展馆是又一次现实考验,生活走走停停,一行人也没再对外宣传打工博物馆了。最近几年,来参观的观众很多都没听说过博物馆展示的重大历史事件,愿意长期深入了解新工人群体的人就更少了,这让王德志恍如隔世。他在告别仪式上举例,“这十年来大学生的(参观)热情急剧下降,少了非常多,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导致阶层之间的鸿沟更深了一些,也不知道怎么才能打破(鸿沟)。”
告别仪式上,王德志向观众讲述办馆的历程。
一个燥热的上午,小海带南都记者去看他工作的仓库。博物馆的拆迁宽限到了六月初,但仓库已经开始施工了。这正是燕子从南方飞往北京的季节,仓库的屋顶都被掀掉了,小燕子还坚持在钢梁上搭窝,小海怎么劝都没用,“搭了一个春天,好可惜。”
博物馆要拆了,但王德志一再强调自己非常乐观。他们要把展品运到平谷的仓库暂存,希望有朝一日重新展出。还有许多人在想办法延续博物馆的生命,《别了 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的推文发出后,全国总工会的朋友联系过来,希望保存一些反映新工人文化的展品;皮村的村党委书记让他再写一份报告转到乡里为博物馆争取些支持;有公司找过来,想做成线上博物馆;另一家民办博物馆来商谈接收展品……
王德志和同事们也在尝试新的项目,希望未来能为博物馆的运营提供稳定的资金支持。“我们团队自身要努力,新工人客观来讲要长期存在好多年,这个群体存在需求就存在,我们的工作就可以继续下去,所以我们会继续创造条件来给大家提供服务。”他对现场的观众说。
演唱完《送别》,乐手离开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
采写/摄影:南都记者 宋承翰 郭若梅 发自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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