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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批评家 | 张光昕：你试过吗？

2023-06-06 07:33:35来源：中国作家网

编者按

创作与批评，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轴。文学创作的发展离不开文学批评的繁荣，离不开一代又一代文学批评家的付出。1998年，《南方文坛》推出“今日批评家”栏目，至今已推介百余名批评家。不同个性的批评家以其敏锐犀利、才情思力、灵动丰盈言说着“我的批评观”，上百篇文章累积形成了一种敏感鲜活、富有生气才情的批评文风。

(相关资料图)

现在中国作家网将这些文章重新集中推出，与大家分享，敬请关注。

今日批评家

张光昕（拍摄时间：2023年）

张光昕，1983年生于吉林蛟河，中央民族大学文学博士，现任教于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主要从事中国新诗的研究和批评。中国现代文学馆特聘研究员，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新诗评论》编委。有学术专著《昌耀论》、《〈野草〉别裁》（自印），诗论集《刺青简史——中国当代新诗的阅读与想象》、随笔集《补饮之书》、读本《新诗十二名家》（合著），主编《横断面》《在彼此身上创造悬崖》等当代诗选，以及《我们不能活反了——王小妮研究集》等新诗研究文献。获2018年“诗东西”青年批评奖、第六届西部文学奖·评论奖等。

我的批评观

你试过吗？

张光昕

希尔弗斯坦有两部久负盛名的绘本勾勒出作品与批评之间的无意识关系。《失落的一角》的主人公是一个缺了一角的圆，缺口刚好是它的嘴巴。因为缺了一角，它很不快乐，一边笨拙地跳跃，一边欢快地歌唱：“噢，我在找我那失落的一角……”。经过漫长的旅程，它遇到一系列生命过客：不是太小，就是太大；不是太尖，就是太方；有个没有握紧，掉落了；有个握得太紧，弄碎了……尽管充满遗憾，但那是它最美好的时光。当它渡尽劫波，终于遇到一个非常合适的角。它们拼在一起，组成一个完美的球，快乐地滚动起来。但意想不到的是，它滚得太快了，既不能欣赏路边的风景，又不能放声歌唱。于是，它停下来，把那一角轻轻放下，独自向前跳跃，又像过去那样，唱起歌来：“噢，我在找我那失落的一角……”。

六年后，作者推出续篇《失落的一角遇见大圆满》。故事相似，但主人公变成失落的一角。它孤单地坐着，等待那个命中注定的伴侣把自己带走，但所遇皆枉然……直到最后，一个大圆满向它走来。它问道，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回答是，没什么。真遗憾，失落的一角说，我真希望跟你一起滚动。你不能跟我一起滚动，大圆满说，但你或许可以自己滚动。我的形状注定使我无法滚动。你试过吗？……于是，失落的一角试着艰难地翻身，慢慢磨掉棱角，终于变成一个圆，自己滚动起来。很快，它追上了大圆满，愉快地相互陪伴、嬉戏。小球轻柔地吸附着大球，渐渐融为一个内八型，消失在远方。

任一文学作品都因缺了一角而落落寡欢，因此要去寻找那失落的一角，即文学批评。批评能填补它的匮缺，让它快乐地滚动。这似乎是文学批评的基本功，批评成了作品的欲望对象。作品渴望与批评结合，依靠其阐释性语言，道出作品的未尽之意。鉴于欲望皆为大他者的欲望，批评家相信自己是解读作品欲望的权威，甚至扮演大他者。这造成了人们对批评的错觉，认为批评家的天职在于拯救作品，开掘其秘密，肯定其优异，诊疗其病症，成全其圆满。我们都以为事情就此结束了，但圆满的作品因为滚动过快而丧失了快乐，甚至无法成为它自己。后面的事情暴露了批评的尴尬：作品必须再次把批评切割出去，重返它残缺的最美好的时光。一旦将批评纳入作品的欲望叙事，也必将直面欲望的悖论：作品以为自己在一心一意寻找欲望，在踌躇不决，其实寻找欲望和踌躇不决这些行为本身，就是欲望的实现。这似乎并不依赖批评给作品的充分满足，而在于欲望自身的繁殖。所谓“最美好的时光”，便是永葆自身的“匮乏”，批评家的责任在于他必要的缺席。

反过来，批评的欲望并非作品，也不寻求两者“圆满”的合作，而是要抵抗欲望的辩证法，拒绝辩证的调停；要勇敢地穿越那些不堪其扰的隐喻和转喻，抛开那些眉来眼去和请客吃饭，不为这份圆滑的职事沾沾自喜。你究竟要从我这里得到什么？这是欲望逻辑的终极之问，而批评真正要问的是：你试过吗？批评的理想是一个不可能的大圆满，为了接近它，必须放弃自恋，磨掉棱角，抵达求索和移情的痛中之乐。批评必须提出不可能的要求，不随意勾兑进任何作品，而是与它们会心地相切；它不像商贾那样精于算计，而是去承担一种愚公式的劳作：让三角像圆一样滚动，直到与那个不可能的大圆满联结成莫比乌斯般的反讽之舞。批评更像一种驱力（批评家该是个憨直的硬汉），它不陷入欲望的诡计，而是为欲望开道；它要求直截了当的追问和满足，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23年第3期

批评家印象记

话说张光昕

敬文东

张光昕本科阶段就读于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政治学专业。按照这个专业的运行逻辑，他本该进入更费机心、更有前途的行业，而不是到高等学府先当青椒，再当老牛，干起了和文学有关的舌耕买卖。据他回忆，大二第二学期（时在2004年春），他的政治学专业的某位同学选修了一门名叫“新诗研究”的全校公选课。临上第一次课时，这位同学突然去不了课堂，就请一贯乐于助人的张光昕同学——何况他还是班长——前往“新诗研究”课堂，如果授课老师点名（此人当然从不点名），他可以冒充那位不到场的同学答一声“到”。话说这位老师用椒盐普通话朗读了几句柏桦的名作，顿时击中了前来答“到”的张光昕同学。他认为，这就是他后来放弃政治学转而落草文学专业，研究新诗，直至成为现代诗学学者的直接起因。

2010年5月，张光昕完成了名为《昌耀诗歌文本气质研究》的硕士论文，篇幅超过了十万字，远超硕士论文应有的规模和体量。答辩委员会主席黄凤显（曾任中央民族大学副校长）先生称赞说，这篇论文可以直接申请参加博士学位答辩。在答辩结束举办的酒局上，黄先生不止一次这样说起过。我看见张光昕既羞涩又兴奋的神情，很为他高兴。这篇硕士论文先在台湾的秀威书局出了正体字版，后来成为中国大陆版《昌耀论》（作家出版社，2018）的主要底本。昌耀是我特别欣赏的中国诗人，我对昌耀研究的现状一向很留心；就我所见，张光昕的硕士论文——当然也包括《昌耀论》——迄今为止，或许依然是目前这个领域内的最佳之作。记得有一年秋天，我曾和鲁迅文学院高研班的学员们就昌耀的诗和人，有过一次很愉快的研讨和问答。有学员问：既然您对昌耀评价那么高，为什么不写写文章呢？我只好回答：我如果现在写文章谈昌耀，肯定写不过张光昕，那又何必写呢？实际上，直到今天，我也没有就昌耀写过哪怕一个字。

硕士论文完成后，张光昕用了差不多两年时间，断断续续进行修改和增补。就我所知，他的修订工作进展艰难，但极富成效。说艰难，这主要是因为：他的研究工作自始至终，都从没有将昌耀仅仅当作诗学个案，更不会把昌耀处理成一个封闭、自足的诗学空间。说极富成效，这是因为打一开始，他就将昌耀置于整个新诗史甚至中西诗歌史的大框架中，进行整体的透视和考察。这正应了诺思罗普·弗莱的主张：你要想理解一个诗人的某一行诗，你需要读完这个诗人的全部作品。因此，张光昕从昌耀出发，却能得出超越于昌耀之上的诗学成果，并在现代诗学自身的层面上丰富了现代诗学理论。这一结果的确令人振奋。顺便说一句，张光昕在昌耀研究领域取得的成就，却因为这个时代过于粗疏的阅读被轻易地忽略了；而他享受的，似乎正是一个理论原创者在中国本该享受的待遇，虽然这种现状令人寒心和不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研究方法和学术决心对于一个学术新手来说，显然是艰难有加的；他一旦越过了这一难关，必定会有脱胎换骨之感，也从此有了一览众山小的眼界。张光昕其后的学术之路，证明和坐实了这个素朴的结论。

做博士论文时，张光昕选择了一个更为艰难的题目：新诗如何处理物？或者说：客观之物如何被新诗所表达？这种表达的机制是什么？这样的机制在何种程度上让新诗具有何等程度的现代性？新诗现代性的指标究竟是什么？这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列问题，在在都是现代汉语诗学研究中的“硬菜”，既充满诱惑力，令人食指大动；也让它的研究者（或品尝者）瞠目结舌，不禁心生怯意。张光昕很勇敢地对这些题目进行了深入、广泛的探讨，提出过一揽子有效的解决方案。不得不说，这个题目有似于诗学上的哥德巴赫猜想，它涉及现代世界的物体系的构成、物体系中暗含的等级制度，还涉及现代汉语在其骨殖深处自带的观物本性，更涉及现代汉语充满自身特色的意向性。现代汉语看见物和古代汉语看见物，绝不是同一回事，虽然从表面上说，它们都不过是看见了客观之物而已。欧阳江河诗曰：

一片响声之后，汉字变得简单。

掉下了一些胳膊，腿，眼睛，

但语言依然在行走，伸出，以及看见。

那样一种神秘养育了饥饿……

（欧阳江河：《汉英之间》）

但神秘和饥饿在更大的程度上，仅属于现代汉语。理由很简单：古代汉语只需看见物——而且是农耕时代的物——就行了；古诗只需要把它看见的写下来，就算情景交融，就算完成了任务，就算了却了作诗者彼时彼刻之心志。现代汉语不仅看见了现代之物，窥见了物体系中的等级秩序，还看见自己正在看见现代之物，两个看见不偏不倚，正好发生在同一时刻。现代汉语永远孜孜不倦地饕餮于物，永远处于因匮乏而来的饥饿之中——这饥饿是神秘的。但张光昕的关键问题是：现代汉语这种既监督自己看见而又看见自己看见了万物的应物方式，又在以怎样或复杂或直接的机制构造新诗呢？如何让新诗迥异于古诗而自带现代性？这是张光昕的博士论文急需解决的问题。我至今还记得他在构造博士论文时的紧张、焦虑和兴奋。从目前来看，他还只能说是尝试性给出了初步的解答，就像陈景润完美地论证了“1+2”；但要想完全、彻底解决哥德巴赫猜想，仍有一些重要并且复杂、难缠的问题，需要一个紧接一个被荡平、被放倒。但现代汉语诗学研究需要的，正是这种有难度、有挑战性的题目。啃完这样的硬骨头，就意味着我们的现代诗学研究又上了一个新台阶，又进入了一方新天地。

有了这样的学术训练，让张光昕在做具体的诗歌批评时，总能从大视野出发，总是能够窥察到普通研究者很难窥察到的一个紧接着一个有意味的诗学细节；那些细节不仅总能被他尽收眼底，而且在他的大视野中纤毫毕见，几乎自动显露了它们全部的诗学意义。张光昕那篇《停顿研究——以臧棣为例，探测一种当代汉诗写作的意识结构》（《中国现代文研究丛刊》2016年第12期）的长文，便是这种研究方式结出的诸多果实中，也许还不具有多少代表性的成果之一。但这篇文章已经能够说明此处想要说明的问题了。看起来，张光昕很早就掌握了将英镑化为便士，同时又从不失却英镑尺度的思维方式；他的每一个段落，几乎都有着英镑和便士之间的不断转换，甚或再三转换。这不仅让他的思维在原始样态上呈巴洛克风格，而且让他文字表达崎岖灵动。一般而言，这种思维方式总是倾向于它的犀利、尖锐、坚定和高效率，有一种“废什么话”的内在腔调和音势，直奔主题和目标而去。在诗人钟鸣看来，音势是先于语言的，它分散在某些幸运者的个人气质和器官里；对这些幸运的写作者来说，音势一贯如一，即使偶尔被蒙蔽，但绝不会消失。这似乎意味着：化整（英镑）为零（便士）后，必须以观察零的方式去完成在现代诗学整体上急需要完成的任务。但这一能力，却又悖论性意味着深入、艰苦的学习。臧棣诗作中看似不起眼的某个特征（比如，作为便士的停顿），在作为整体的当代汉诗写作的意识结构（此为英镑）看来，值得深入研究、精确辨析。因为从现象学的角度观察，停顿本身就很有可能是现代汉语诗歌写作的意识结构的组成部分，它是一种十分特殊的意向结构；分析它的内在纹理和内部机制，极有可能为现代汉语诗学理论贡献新的视界。而有没有这样的新视界，对于新诗理论来说，并非无足轻重之事。事实上，正是依靠这种筚路蓝缕的倔强个性、锱铢必较的研究过程和进程，现代汉语诗学理论才逐步变得丰富、精确、锐利和复杂。

2004年春天，是一个美好的季节。那时的北京，尚不知雾霾究竟为何物，甚至连雾霾这个奇怪的字词都未曾听说过。即使没有张光昕写于2016年的那篇回忆性的名文（亦即《批评与西门》），我也从来不会忘记那个遥远的春天，和现在比起来，那时的我们多么年轻。我就是《批评与西门》里，被提到的那个口吐椒盐普通话的人。在那个春天，我当然不可能想到十八年后会草就这篇短文。但草就这样的短文确实让我欣喜，让我暗自惊叹命运的神奇，也在暗中感谢它的眷顾和垂青。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23年第3期

（敬文东，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

延伸阅读

《批评家印象记》

张燕玲，张萍主编

作家出版社 2019年09月

《我的批评观》

张燕玲，张萍主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年0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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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邓洁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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